李肇星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新书《说不尽的外交》是他第一本写外交题材的书，在书中，李肇星回忆了战争年代成长的特殊经历、北大求学的时光以及从事外交工作40余年来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其中不乏中国重大外交事件决策和谈判过程细节的披露。
为了这本书，李肇星前后写了3年，在他看来，“感觉比较满意的就是说的都是真话，至少在我知识范围之内是真话。有时候说真话不容易，你以为是真话也不一定，我是尽量说真话。”
1940年10月，李肇星出生在山东胶南。195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求学。朱光潜教授、李赋宁先生和普通学生一起排队的情景他至今难忘，“北大给我无声的第一课是使我知道了我自己多么无知”。
“中国孩子平均有永恒记忆的年龄是大约4岁，4岁之后发生的事能记一辈子。”李肇星4岁的记忆是：为了躲避日军，跟着母亲躲到玉米地里，母亲捂着他的嘴，怕他叫、怕他哭，不让他发出声音。他第一次听见外国人说话，是日本人的“哇啦、哇啦”。
“当时的想法就是‘什么时候我的家乡不用再经历这种事？’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的梦想。实际上就是希望家乡能够不受外国的侵略，一个男孩应该有哭的权力、有叫的权力，就这么简单。”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相信，“一个人的梦想应该是具有政治性质的、社会性质的，只有祖国解放了才有你的有尊严的好日子。”
1964年中法建交，这一年李肇星刚到外交部工作。周恩来总理指示选一批懂英文的学生去学法文，其中就有李肇星。在外语学院的第二年，院领导表示，1966年下半年会公派他们去法国巴黎或瑞士日内瓦留学。结果这次留学计划又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和许多知识青年一样，李肇星去乡下劳动、在部队锻炼，陕西、湖南、广东、河北，他去了外交部所有能安排的地方，然后去了非洲。这一番周折坚定了他关于个人梦想和祖国命运的论断，“你可以做梦，但是那个梦想离不开祖国的发展历程”。
虽然多有磨难，李肇星还是希望通过自身经历向年轻学子传达：人要忠诚于祖国。“为什么要忠诚于祖国？很简单，就是因为祖国有伟大的人民。”
“你知道怎么看出一个人是艺术家吗？”李肇星的问题让所有人都一愣。他一边看着留长发的记者，一边说：“要么头发比女士长，要么干脆没头发。”
说完，李肇星带头笑起来。今天他戴了一条围巾，用他的话说，是“冒充五四青年”，因为当时人们多不会打领带，用围巾比较方便，李肇星特别加了条注释：“听说是这样，那时候我也不在。”
桌子上，不知谁摆上了烟灰缸，李肇星指着它，又开起了玩笑：谁摆的？一个可以罚款500元啊。他解释道，2005年中国便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正式生效，可到现在仍有很多人不遵守，他笑着说：“至少可以不在公共场合吸烟嘛。”
这是李肇星典型的说话风格，他特别善于用看似不经意的方式，说出自己的观点。
当好人的好处是老乡多
李肇星的感慨是：所以最好是当好人，当好人的好处是老乡多、朋友多。
遇到新朋友，李肇星最喜欢问两个问题：一是老家在哪里，二是学什么专业的。
问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每个人和每个国家一样，都有其历史，而且从外交上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人家不会觉得不好回答。李肇星第一次去德国是1965年，他问当地人怎么看希特勒，德国人说：他不是我们德国人，是奥地利人。后来李肇星去奥地利，奥地利人又说希特勒是德国人。李肇星的感慨是：所以最好是当好人，当好人的好处是老乡多、朋友多。
至于第二个问题，是为了发现别人的长处在哪里，好向别人学习。
说着说着，李肇星又切换到“玩笑模式”，他说：在外交上，有两种问题不能问，一是见了男的不问工资，除非你是税务局长，怕他不交税；见了女的不问年龄，除非你是她的组织部长，想提拔她。你看，我就从没问过这两个问题吧？
摆事实胜过讲道理
经过多年外交历练，李肇星有了自己的说话方式：都说摆事实、讲道理，但在这个多元世界中，道理是不太容易讲清楚的，所以要多摆事实。
1985年，李肇星当上外交部发言人，他向季羡林先生请教发言人该怎么说话，季先生不太满意这个问题，说：不要太把头衔、官衔当回事儿，不管你是不是发言人，说话都要注意两点，第一绝不说假话，第二真话不全说。真话为什么不全说？真话多说不完，都说就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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