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纪录片导演吴耀东：被现实干掉的人太多太多

《舞台》

“像今天吴耀东这样的人几乎是一大片的，就是拍得非常好看非常华丽，但拍摄方式老套。”吴文光说。

今年11月30日，山形影展获奖华语纪录片作者论坛在深圳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山形获奖者汇聚一堂，主讲嘉宾为来自内地有“纪录片之父”之称的吴文光，来自台湾的吴耀东和许慧如。

据吴文光回忆，他先是夸赞坐在自己隔壁的吴耀东旧作《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接着毫不客气地对吴耀东的新作《舞台》表示失望，质问他：“你十年前的生猛疯狂和火力都哪里去了？”在他眼里，吴耀东的新作《舞台》就像“六七十岁的老头在拍中规中矩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人的所为，脑子进水了”。

一个月后，他在接受南都记者的采访时表示，这不奇怪，“我曾多方托台湾的朋友打听吴耀东，听说他毕业了，接活了，给电视台拍片。”

对于吴文光的失望，吴耀东早有耳闻，“但还是吓一跳”，“话匣子一开竟然是在这么多的观众面前。”但吴耀东坦承，“我不晓得对他的影响有多深，深到爱之深责之切，我知道《舞台》跟我之前的灵光乍现的成就是不能相比的。那是上帝丢下来的礼物，我能不接吗？人被逼到狗急跳墙了嘛。离《高速公路》那个时候其实已经13年了，我没有再做超越过那部片子的东西，我没什么好辩驳。”

“像我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对文化传承的歌仔戏有兴趣？”五年前，吴乙峰找了几个学生一起办微光影像公司，公司主要是向政府申请扶持基金从而制作纪录片。吴乙峰担任老板，吴耀东每个月领约8000人民币的薪水，“接下来我就没有所谓真正的自己的创作”。

据了解，台湾扶持纪录片的基金比较多，有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各种财团法人等。今年5月台湾“文化部”宣布，从明年开始推出“5年5亿纪录片行动计划”，鼓励纪录片拍摄，并且将1998年举行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改为一年一届。

“当时有企业投资一千万给公司，准备拍十部与台湾本土相关的题材，叫《漂亮的台湾人》，但资金突然中断了，计划刚启动就夭折。在吴乙峰的建议下，我凭着自己过往的成就，申请了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获得约130万台币的扶持资金。”吴耀东说起了拍摄《舞台》的缘由。

他从2009年初开始正式拍歌仔戏，选了宜兰“壮三新凉乐团”、南投“明珠女子歌剧团”、及台北“唐美云歌仔戏团”三个底层、中层、顶层的剧团来记录，除了记录舞台上不同的表演风格、形式外，也记录舞台下，剧团面对困境时，企图扭转和创新的过程。

老同学杨力州作品不断，陆续推出《新宿驿，东口以东》、《被遗忘的时光》、《两地》、《青春啦啦队》，被评为2011年金马奖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对比起现在做得风生水起的老同学，吴耀东坦承自己没有太多的企图心。他们以前在学校被称为“瑜亮”，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经常在学校院子里吃烤肉喝西侃，都在谈纪录片，“杨力州有自己的方向，他那时候立志宣言纪录片能不能进戏院，他在十年前就可以独立完稿，那会我们都还笑他是完稿机器，现在他成功了。我呢，我是一个懒惰的纪录片导演，没有企图心，我更喜欢的是，在做片子的过程中跟那些人交往。”

“像今天吴耀东这样的人几乎是一大片的，就是拍得非常好看非常华丽，很视觉化，甚至进了院线，但拍摄方式老套。”吴文光解释，他在2010年担任台湾纪录片双年展评委时，几乎没有一个台湾片子让他觉得心惊肉跳。“他们丧失了最初的东西。吴耀东曾经像野兽一样从林子里面钻出来，东咬一口西咬一口，不按规矩出牌，把人生的很灵异的东西都拍出来了。如今，台湾没有什么题材禁忌，想拍什么就拍什么，问题是市场经济化以后，另一把刀子也逼过来了，而且比前一把更锋利更残忍。被现实干掉的人太多太多。”

对比起台湾，吴文光看好大陆的纪录片生态环境，“大陆如今只需面对第一把刀子，作者越来越凶猛，作者数量和作品品质，远远高于台湾的东西。”他说，大陆纪录片题材有上访、拆迁等公共题材，有“三年饥饿”、“文革”等历史回顾题材，也有非常私人的题材，拍出生活对小两口的挤压和窘迫。基本都是以民间放映的方式来流传。

从下个月起，吴耀东将会离开他老师吴乙峰创办的公司，变回自由人。这时的他，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女人的丈夫，一个刚满月不久的儿子的父亲。他之所以下这个重大决定，是受到大陆纪录片人的刺激，“我去年参观北京宋庄的影展，今年11月又去了一趟深圳，看到内地的一些年轻工作者，他们苦哈哈却坚持拍片，这给我很大的刺激。我已经走到这个年纪，不大不小了。”这时的他牙齿咬得紧紧，“再也不能这样过安逸的日子了。”

【另一面】

从《看见台湾》谈台湾主流纪录片的滥情

□郭力昕(台湾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用“爱台湾”来消费感动

吴乙峰导演的新作《秋香》和齐柏林导演的《看见台湾》，两部同样触动观众情绪的纪录片，在票房上大相径庭。热映一个半月仍持续发烧、票房已破1.6亿台币的《看见台湾》，在周末夜得让我连跑三家戏院，才能买到一张票；而于2004年以《生命》的3000万台币刷新当时纪录片票房的吴乙峰，今日为基督教社会福利机构拍摄的《秋香》，则竟而一上映即场次稀疏，门可罗雀。

对《看见台湾》这部“想邀请你一起来，看见这块土地的美丽、壮阔与哀愁”的空拍影片，导演说，“我想用接近神的眼睛来提醒人们”，台湾国土的美丽和环境遭到破坏。这个“接近上帝的眼睛”，与旁白者吴念真一再强调观看的“高度”，创造了空前的票房纪录，也继续制造了许多的“看不见”。如果还记得2010年在各大电视台盛演的环境纪录片《±2℃》，则可以发现两部影片的诉求和问题如出一辙：感性煽情的音像语言，只看现象不见问题、只见结果不谈原因。

但齐柏林导演听起来好像真诚得多。他为纪录片理想毅然辞职，放弃退休金；他有惧高症，但无怨无悔地坐上直升机，在气流不稳颠簸难行中坚定纪录；最重要的，他在《看见台湾》里，见证了许多台湾各地环境与土地破坏的景象。齐导演个人的牺牲奉献与理想情怀，也许可作为另一个励志典范，他的作品也貌似将关注聚焦在台湾的环境问题。因此，从官员、媒体到广大观众，都像是到今日才第一次知道，台湾的山区被滥建滥垦挖砂石、广植槟榔树、盖度假旅游山庄，或者原来海岸线堆满了消波块。

《看见台湾》让我们看到，台湾符号与“爱台湾”成为台湾电影滥情文化最根深的来源或基础。这样的文化不仅存在于台湾纪录片，也在近年的剧情片里。从《海角七号》到《总铺师》，从南台湾、原住民等元素、到台湾传统料理，只要作料齐备，即使火候一般，都可以炒出亮眼甚至巨大的票房，并得到民众热情的口碑。

《看见台湾》上映以来，对于纪录片的操作滥情，无法提供对环境问题的认识，网络空间已有很多批评和反省的声音，这是台湾理性社会的进步征兆。但是同时，将“滥情”当作稳赚不赔之商品、不遗余力地贩卖的电影人，滥情可转换为巨大的现金与资本，加上观众争相消费“感动”，遂并不令人意外这类纪录片的卖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