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 聚焦 > 聚焦
投稿

“拜访”卡夫卡、托尔斯泰行走在文学大师的来路上(潇湘晨报)

2019-07-28 05:14:44 来源:(潇湘晨报) 作者:(潇湘晨报) 责任编辑:admin 点击图片浏览下一页



 
《满世界》摘录托尔斯泰故居。插图/李锤


 
 


 
 


 
◀雪莱


 
◀拜伦


 
▶莎士比亚


 
◀狄更斯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西流的小溪》中,把人生的意义概括为在不可避免的下行运动中,朝向上游“源头”的短暂停驻,这种短暂的反向停留就是人生的本质。湘籍作家龚曙光第一部散文集《日子疯长》就是一次向生命长河反向停留的尝试,第二本《满世界》,同样选择了行走在世界文明的来路上。

 

    从古老的欧洲大陆到年轻的美国,从东京、首尔到莫斯科,作者每临经一块大陆,都如饥似渴地尝试不同于常人的旅程。如飞机落地莫斯科之后,不是去红场或者转车彼得堡,而是去破败的老托尔斯泰庄园。站在这座萧索庄园的门前,驻足于托尔斯泰简朴的墓地边。这是一次世界文学的田野调查,审视一棵文学之树何以萌生和成长。

 

    地理孕育了作家的“生命原色”。一个作家为何在这个地域产生,又如何从地域性演变成时代性,同样经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剧变,为什么李白的诗歌那样飘逸,而杜甫的诗歌却那样沉郁。当我们从地理视角审视文学,文学有了另一种深刻和美丽。湖湘地理撷取了作者所仰慕的8位文学大家,捕捉在普通人视角下的居所、庭园、墓地、咖啡馆或者一条林间小径,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文化密码。是不同的栖身环境造就了天才,还是那亘古不变的生存谜题,在折磨每一位伟大的灵魂?《满世界》里,虽是作者一个人的世界文学地理,却躲不开出走和回归这一永恒的文学母题。          撰文/本报记者钱烨

 

    巴黎 维克多·雨果

 

    无数次坐在河边的咖啡馆里凝视着圣母院隐入夜色

 

    《满世界》摘录

 

    同行人去了游船码头,排队等待塞纳河(SeineRiver)迷人的夜航。我独自挑了河边一家户外咖啡馆,悠闲地望着夕阳中的西岱岛(CiteIsland)。塔楼耸峙的巴黎圣母院正在维修,包裹在脚手架里的巨大楼体,将愈来愈长的阴影投在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中。夕照慢慢暗下去,投影慢慢淡下来。两岸灯火一星一点亮起,不知不觉间已灿若星河。圣母院裹一身夜色,在青灰的天幕上,叠出一个神秘的剪影。

 

    当年的维克多·雨果,应当无数次坐在河边的咖啡馆里,凝视着圣母院隐入夜色,变作一座孤独黑暗的城堡。这座12世纪建造的教堂,几百年来神秘地立在河边,没有人知道其中发生过什么。一代又一代将自己献祭于上帝的神父、仆役和信众,是否真在那个阴郁的空间里获得了救赎?雨果烛照着一丝任性微光,战战兢兢走进那片暗黑幽邃的神性领地,惊异地发现了人与神、美与丑变态的纠缠和扭曲的生长。当精灵般的艾斯米拉达火一样闪耀在钟楼上,幽冥的圣母院,才被惊世骇俗的美彻底照亮。莫里斯大主教建来供奉神祇的修道院,最终让雨果供奉了人性与美。每天前来瞻仰的游人,对莫里斯所怀的敬意,应该远逊于雨果。文艺复兴以降,人性对神性的挑战,只有巴黎圣母院,算是获得了一次完胜……

 

    脚注

 

    巴黎应该是最常出现在作家笔下的城市,不仅仅是法国本土的作家。对于海明威、亨利·米勒等美国作家而言,巴黎是不能再熟悉的安乐窝。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说:“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当然,这里是活色生香的巴黎,也是物欲纵横的巴黎。维克多·雨果对待巴黎的态度,可不像美国“迷惘的一代”那样夸大巴黎在感官功能上的体验。18世纪的作家们普遍关注人间疾苦,维克·多雨果就是其中最为知名的一位。

    

    

    布拉格 卡夫卡

 

    波希米亚文化对这群东欧犹太人究竟形成了怎样的文化对撞?

 

    《满世界》摘录

 

    我下榻的克罗姆洛夫旅馆,位于老城的十字街口。朝哪个方向漫步,都会没入那些街石黝黑、苔藓青苍的幽深小巷。

 

    夜里独行,昏暗的灯光照不亮脚下的街巷,借了屋檐上些微的星光,依稀可以看清街坊的模样。一例岁月熏染的古旧色彩,只有房屋的款型、石料的凿痕,依然透露出历史变迁的印迹。间或往来的行人,踽踽地步履从容,分辨不出是夜出还是夜归。擦身而过,留一街淡淡的酒气。行人没入街巷的暗影,足音却趸趸地持续很久,让你猜不出幽幽街巷的深远。足音透着空寂,那种从屋檐下、石缝里一丝一缕渗出来的空寂。不是一夕,不是一世,而是世世代代积攒下来的,如同夜露,如同晚风,无所不在的那种空寂。那空寂让我想到卡夫卡(FranzKafka),想到《城堡》中那些落落寡欢、独来独往的魔幻人物……

 

    从维雪堡到老城区,有一条狭窄而陡峭的街巷。街巷两边的房子低矮狭小,当年是为守堡的射手修建的房舍。站在窗口向下放箭,能准确地射中企图攀爬攻堡的敌人。后来房舍住了一些炼金的工匠,小巷因此得名黄金巷。沿街巷往下,左手边一扇门头上挂满鲜花的小门,据说是卡夫卡年轻时住过的小屋。推进拥出的游人,在此凭吊和拍照,感觉上这间平淡无奇的小杂房,似乎比那些富丽堂皇的王宫和教堂,更让人好奇和景仰。

 

    卡夫卡就读的查理大学,就在小屋的脚下。那是中欧最古老、最著名的大学。除了卡夫卡,还有一批著名作家就读于此,比如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我的好友韩少功,很早将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介绍给国内读者,由此引发米兰·昆德拉热。卡夫卡和昆德拉,都是深刻影响世界文坛的作家,不仅仅是拥有一代又一代广泛的读者,更重要的是,以他们为源头,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时代。尤其是卡夫卡,几乎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当然鼻祖,他与作为哲学家的尼采、作为心理学家的弗洛伊德,三足鼎立地支撑了人类现代主义的精神大厦。从小屋到查理大学,一路上我都在想,这座古堡和这片老城,对于卡夫卡及其昆德拉等捷克文学家、艺术家,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影响?在游客眼中,如此绚丽浪漫的古城,在他们的笔下,为何变成了郁闷压抑得令人变态的城池?生生不息的波希米亚文化,对他们这群东欧犹太人,究竟形成了怎样的文化对撞?在世人心中如此灵性独特的波希米亚审美,为何在他们的作品中,被挤压变形得面目全非?

    

    脚注

 

    卡夫卡那座进不去的城堡位于哪里?答案可能就是布拉格老城区,卡夫卡每日下班路上目力所及,都会落在沿河的一片城堡上。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曾说布拉格是一座充满悖谬的城市。很少有欧洲的战争不影响到这里来的,布拉格经常被包围或者占领,然而,或许正因如此,这个城市更宁愿谈判,甚至投降,而不是抵抗。这种政策使它得以幸存,尽管不是没有代价的。所以历史上围绕布拉格建立的政权似乎都不算长,失败了,捷克人就推倒重来,经常在短暂的成功后,又面临新的失败与沦丧。即使在如此不祥的命运浪潮中,捷克人还是想办法用幽默与荒谬抵抗不可拒的力量。卡夫卡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这个城市物质与精神的象征中心是差不多有700年历史,贯穿东西的查理大桥。这座石头桥是捷克处在欧洲地区的一个地缘缩影,欧洲的这一半与另一半一直在布拉格寻找各自的身影,传统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割裂,都在布拉格留下了各自的注脚。就像是卡夫卡,一位犹太人却用德语写作的作家,他在生前是位吃素、绝对戒酒和自我专注的苦行僧,死前还要朋友发誓烧掉自己的所有作品。现在,布拉格人喜欢用“卡夫卡式的”这个词来形容生活的荒谬,这种荒诞的幽默气质将继续捆绑这座东西欧洲之间的城市。

    

    瑞士 雪莱与拜伦

 

    不约而同来到莱蒙湖,都怀了借山水解脱情感纠缠的初衷

 

    别处的湖泊,或许可以观光走玩,而莱蒙湖,则是需要憩住下来慢慢品味的。在湖边挑幢房子,不必古堡或者别墅,老旧一点的农舍就好。在那儿住上几个月或一年,看不同季节中的湖光山色,会有一湖千面的惊奇发现。春天的雨,夏天的雾,秋天的艳阳,冬天的白雪,使莱蒙湖一季低愁一季迷茫,一季爽朗一季冷峻。加上湖畔山峰上四时更迭的景色,春花红如玛瑙,夏阴碧如翡翠,秋叶艳如水晶,冬雪净如白玉,镶嵌在微波荡漾的湖边,如同不时更换的华丽佩饰……

 

    1816年5月,刚刚离婚的拜伦决定离开英伦外出游历。在莱蒙湖畔的戴让旅馆,拜伦刚住了几天,雪莱就住了进来。雪莱的同行人中,有一个是拜伦的旧日情人,是她让欧洲诗坛的两位巨星得以相识,并由此成为好友。那年,拜伦28岁,已因《麦布女王》享誉欧洲大陆。两人都是欧洲最英俊风流、意气风扬的诗坛王子。离婚的拜伦与分居的雪莱,不约而同来到莱蒙湖,都怀了借山水解脱情感纠缠的初衷。

 

    到底是气宇不凡的天才诗人,没有落入文人相轻的俗套,两人真正的一见如故。

 

    两个星期后,携手相约搬出旅馆,在对岸的湖边住下来。雪莱租住了一间农舍,拜伦则租下了古老典雅、风景绝佳的迪奥达蒂别墅(VillaDiodati)。他们一起讨论国际政治,粪土欧洲诗坛。时而争得面红耳赤,甩门而出几成路人;时而聊得称心投机,击掌称是相见恨晚。谈政治,两人为滑铁卢扼腕;论诗歌,彼此对华兹华斯各执己见。

 

    一起爬山,一道游湖,时常在山水之间激情放歌。他们游历周边各个时代留下的古迹,拜访湖上卢梭的出生地,凭吊湖边关押过多弗朗索瓦·博尼瓦的西庸古堡。拜伦下到古堡的地牢,在刻满囚徒名字的石柱上,深深地刻下了自己的名字,表达自己宁愿成为黑暗时代囚徒的愤激之情。后来,拜伦创作了著名长诗《西庸囚徒》,抒发自己对这位宗教改革家的崇高敬意。我去莱蒙湖边的蒙特勒时,在西庸古堡的囚牢里,还看到了拜伦刻下的名字。

 

    那期间,拜伦和雪莱都创作了大量诗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宗教观念和审美态度,彼此形成的影响,贯穿了后来的整个创作。这次邂逅,成为莱蒙湖畔的动人掌故,也成为欧洲文坛的历史事件。

 

    脚注

 

    瑞士被称为诗人之国,不仅仅在于瑞士的湖光山色。对于欧洲的诗人而言,瑞士就像是天然的精神疗养院,在莱蒙湖边,经常会偶遇前来疗养的作家或者诗人。雪莱与拜伦是其中最为知名的两位。当然,瑞士在两次大战时期保持中立的姿态也为一众诗人提供了庇护的港湾。例如,20世纪初著名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游历欧洲、北非之后,选择在瑞士一处不知名的小镇度过余生。这位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在瑞士偏僻的乡下接连完成了《杜依诺哀歌》中的五首。(这一组诗常与艾略特《荒原》相提并论)。

    

    伦敦 莎士比亚、狄更斯

 

    英国最受人尊重和景仰的诗人、作家和科学家都安葬在诗人角

 

    《满世界》摘录

 

    在威斯敏斯特宏伟的大厅里,我又一次被强烈震撼!只是这次震撼我的,不是教堂精美绝伦的汉白玉穹顶。虽然,那的确是我见过的最为独特的穹顶:洁白无瑕的汉白玉格栅,构造了一个巨大的长方形脊顶,那精细到极致以至于匠心全无的工艺,那单纯到极致以至于华光全敛的色调,让你感受到一种不可折辱的高贵。我至少到过世界各地一百座以上的教堂,有艳丽奢华到不敢逼视的,有庄严肃穆到不可仰望的,有惊悚骇人到不能驻足的,也有简朴粗粝到不便触碰的,只有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穹顶高贵无比,有那种从极简约极单调中透露出的高高在上的气质,有那种删削繁缛、摒弃虚饰、洗尽铅华之后彰显的绝对自信。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便是上帝的居所;如果圣心真的存在,那便是圣心的形色!

 

    然而,威斯敏斯特最震撼我的,还是诗人之角!那个显得拥挤显得凌乱的诗人之角!这里安葬或供奉着英国最受人尊重和景仰的诗人、作家和科学家:莎士比亚、牛顿,还有奥斯汀、狄更斯、勃朗特、约翰逊、布朗宁、丁尼生、拜伦、弥尔顿、哈代等,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堆名字。我不知道是哪一位皇帝或者女王,提出了这样一个震古烁今的提议:在皇家御用的教堂里,安葬下这些非神职、非皇族的杰出人物,将思想自由与艺术创造供奉在王国最神圣的殿堂。我不知道除了佛罗伦萨的圣十字大教堂(SantaCroce),世上还有多少座教堂,在供奉上帝之外还供奉思想自由,在安葬神职和皇族之外还安葬诗人和科学家。我也到过不少中国的祖寺家庙,其中除了供奉祖先,便是各种神祇,却从未见过供奉异姓异族的凡人。或许在英国皇室看来,诗人之角供奉的原本也是神祇,在上帝与人类之间,他们便是先知和使者。我认识几位英国诗人,曾经聊起对诗人之角的敬仰。英国但凡能写几首诗的人,都视那里为终极的理想之地,那是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高的加冕。

 

    

    脚注

 

    举世闻名的伦敦“诗人角”位于泰晤士河畔古老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中,它是英国作家与诗人们的长眠之所。最早入葬该“角”的是《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英国诗歌之父”乔叟。后来英国诗人约翰逊、布朗宁、丁尼生,小说家狄更斯、哈代等也葬于此地,以示对乔叟的仰慕和追随。以后,这块墓地遂得“诗人角”(西俗泛称文学家为诗人)的美称。

    

    

    俄罗斯图拉州  列夫·托尔斯泰

 

    若有所思地凝望远方,静静守望着即将没入森林的夕阳

 

    《满世界》摘录

 

    托尔斯泰的故居,是林地中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白墙绿顶。木制的露台上,爬满葱葱郁郁的常青藤。门前的空地很小,稀稀疏疏开着几丛玫瑰,秋日柔软的阳光照耀着,有几分寂寞无主的凄清。进门左手边一段石砌的矮墙,缝隙里叠满绿绒似的青苔,墙头生长的小草,在沁凉的微风里,半绿半黄地摇曳秋意。灰白色的木头门廊,依稀是托尔斯泰喜爱独坐的地方。黄昏时分,老人一袭俄罗斯长袍,坐在发黑的靠背椅上,若有所思地凝望远方,静静守望着即将没入森林的夕阳。

 

    原本狭小的门厅,被满满的几架图书挤得更加逼仄,除了上楼和通往后面房子的走道,没有剩下更多的空间。架上的图书,是祖上留传下来的,除了俄文,其他都是外文原版,多达三十余种文字。或许,这便是小楼里先辈留下的最为珍贵的遗产。儿时的许多时光,托尔斯泰埋头在这满屋的图书里。正是这各种版本的外文书,激发了他过人的语言天赋,培养了他拒绝任何翻译文本的阅读个性。托尔斯泰通晓15种语言,几乎一生都在学习外文。80岁时,他又动念学习日语,倘若天假以年,原文阅读日本著作的心愿,应该也能实现。

 

    门厅楼上同样的位置,还有另外一个图书室,那是托尔斯泰自己的藏书。每本图书的秩序和样子,还是托尔斯泰自己置放的,老人辞世后,没人再动过。站在幽静的书柜间,似乎还能听到托尔斯泰当年查翻书籍的轻微声响,能够想象他就着并不明亮的灯光阅读的样子。各处的藏书加起来,共有三四万册,是小楼里最显眼的陈设和主要的藏品。其余的家具,多是图拉乡下寻常人家的款式和质地,与圣彼得堡那些华丽的宫殿,以及权豪势要的宅第相比,这里的寒碜超越所有人的想象。

 

    除了那些书,特别是各种版本的托尔斯泰自己的著作,小楼里说得上贵重的物件,就是客厅里的几幅油画。其中一幅,是大画家列宾(VadimRepin)给托尔斯泰的画像。列宾那时已蜚声画坛,但为托尔斯泰画像的请求,还是被一次又一次拒绝。托尔斯泰最终为其诚意所动,应允了画家。幸亏托尔斯泰的一念之转,才有了这人类文化史上的天作之合:一个民族最伟大的画家,为一个最伟大的作家画像。列宾以他天才的洞察力,从托尔斯泰那双悲悯而犀利的眼睛中,捕捉到了一种摄人魂魄的深邃而忧郁的气质。那是托尔斯泰的精神气质,也是列宾和托尔斯泰所处时代的艺术气质,更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气质。登峰造极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与艺术,被这一幅油画浓缩和象征了。

 

    脚注

 

    幼年从母亲那里继承过来老托尔斯泰庄园之后,列夫·托尔斯泰就很少再离开这处占地338公顷的庄园了。园中松柏挺拔秀丽,白桦亭亭玉立,一座18世纪后期建筑式样的白色砖塔楼,是作家外祖父所建,后来托尔斯泰亲自设计改建过。托尔斯泰厌恶空虚、昏庸的贵族社会并同情并热爱勤劳、朴实的农民。庄园里的农奴、保姆、马车夫、仆人、乐师、厨子等都是他的好友。青年托尔斯泰在这里写成了《童年》《少年》和《青年》自传体三部曲。1862年他在庄园里结婚。19世纪70年代,他曾迁居萨马拉省和莫斯科等地,但总因离开庄园的大自然景色而深感痛苦,后来再度回到庄园。此后他又在这里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不朽名著。

 

    1910年深秋的一天,托尔斯泰悄然告别了这座美丽的庄园,毅然放弃了贵族的生活,几天之后,患上肺炎的托尔斯泰在临近图拉的梁赞州一个偏僻的小车站——阿斯塔堡站去世。托尔斯泰的这次晚年出走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谜。为何在人生暮途选择离开自己生活了50年的故土而客死他乡,是托尔斯泰一生追寻的“德律的力量”,出了什么严重危机么?

    

    

    莫斯科 陀思妥耶夫斯基

 

    寓所显得逼仄和简陋

 

    《满世界》摘录

 

    走进位于铁匠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我们四处打探,没有一个人相信临街那扇下沉式的小木门里,曾经居住着一位如此声名显赫的小说家。午后的阳光铺满街巷,秋风拂动街面上枯黄的落叶,沙沙的声响从街头传到巷尾。我用劲推开那扇老旧发黑的木门,一声细微悠长的嘎吱声,仿佛穿越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岁月。那是一种锥心的俄罗斯式的静寂,从每一寸空间、每一件器物、每一缕空气中隐隐地透出来,无形地包裹着,浸淫着,几乎要将你淹没和消融。这套上下两层的公寓,陈设还是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时的样子,简朴,整洁,温馨,餐厅里似乎还能听见用餐时小说家同孩子们温情的说笑。与拥有土地和庄园的同时代贵族作家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寓所显得逼仄和简陋,他的写作,应该时常会被孩子们的嬉闹所侵扰。

 

    作为一名沙皇钦定的政治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历了西伯利亚的长期流放和服役之后,回到圣彼得堡,已是贫病交加。日渐深重的肺病和间歇性的癫痫症,无情地折磨着作家。弗洛伊德认定,他的歇斯底里不是一种器质性病变,而是一种心理疾患,但仅仅将这种疾患的病因归结为童年时代父亲的一次严厉惩罚,似乎也有几分牵强。道德的遵从与违逆,虽然一直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主题,他甚至将与道德混乱甚至败坏做不懈的斗争视为自己的使命,但人生的悲剧性遭遇,以及理想实现无望的精神折磨,应该是其歇斯底里的主要原因。

 

    屈从与反叛的灵魂纠缠和挣扎,是大多数俄罗斯作家、艺术家共同的精神疾患。不仅仅是对道德的妥协,还有对宗教,对法兰西文化,乃至对皇权的妥协,造就了情感上永无休止的纠结和理智上反反复复的自我否定。始终以自己灵魂的视角审视社会的动荡、世俗生活的嬗变,将民族历史的苦难内化为自我心灵的苦难,将世俗罪孽的指认升华为伦理道德的审判,这种置身事内的精神担当,刀刃向内的心灵内省,恰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所缺失的。只有很少的作家,譬如鲁迅,只有很少的作品,譬如《狂人日记》《在酒楼上》,具备这种歇斯底里式的精神力量、刮骨疗伤式的心灵坚韧。文学批判的力量,来自作家自我批判的力量!社会救赎的可能,依托于作家自我救赎的可能!只有当社会的苦难内化为作家的苦难,生活的苦难升华为生命的苦难,中国的文学,才可能获得灵魂救赎的穿透力和震撼力。

 

    脚注

 

    作为与列夫·托尔斯泰同时代的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时并不被俄国的主流作家所接受。以“德律的力量”自守的列夫·托尔斯泰甚至有些讨厌这个看起来有些歇斯底里,爱赌,且在文字语法上颇被诟病的穷疯子。经常出入赌场以及债台高垒的现实,经常逼迫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日没夜地赶稿,他的著名长篇《罪与罚》就在追债的逼迫下仓促写出来的,有时候他甚至在小说中吐槽被贫穷追剿的一无是处。

 

    这种被胁迫的命运,几乎充满了他的一生。189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而被沙皇政府逮捕,并处死刑。在临刑前才被改判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并期满当兵。长达九年的苦役和兵营生活,西伯利亚偏远寒冷恶劣的气候,与艰难的生存环境对陀思妥耶斯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那些与他一同囚禁的人为他描写盗贼和杀人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心理学研究,这些盗贼和杀人者出现在了他那些伟大的后西伯利亚小说中,即《罪与罚》(1866年)、《白痴》(1868年)、《群魔》(1871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年)。这位作家在西伯利亚对人类灵魂的黑暗冲动进行的观察,汇成了一种对犯罪、责任和道德的无尽痴迷。在作家最后的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我们几乎看到沙俄时期俄国社会底层所有那些摇摆不定的丑恶人性,光与暗的斗争。主人公在走向罪恶的道路上,往往又能奇迹般迸发出宗教的光辉,自我毁灭的途径中,又埋藏着最后的救赎之药。这些被定义为陀式疯癫的小说,彻底了颠覆了世界文学描写人类内心的深度,也颠覆了人类对理性的信赖。

    

    撰文/本报记者钱烨

文章来源:(潇湘晨报) 责任编辑:admin

版权声明:
۞凡注明来源为“中文网CC”的所有文字、图片、音视频、美术设计和程序等作品,版权均属中文网CC所有。未经本网书面授权,不得进行一切形式的下载、转载或建立镜像。
۞凡注明为其它来源的信息,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